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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朝辉
对于久居新疆这样一片土地的人，“绿洲”是一个令人百感交集的词汇。
新疆的辽阔让生活在拥护逼仄空间里的内地人难以想像，新疆的荒凉也让见惯了“播根筷子也发芽”的内地人感到震惊不已。
166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只有4%的地方人类可以居住。人类可以居住的地方就叫绿洲。
绿洲所呈现的是这样一种严酷现实：大片大片无边无际如海如洋的荒惊，包围进逼着小片小片互相隔绝、狐独的、岛屿般的绿色飞地，人类和其它生灵，被命定式地限制在狭小的绿色圈中，难以逾越半步。
我看长久地坐在绿洲和沙漠的分界线上，注视着最后一片绿色和最后一面黄色的对峙，那是一种你死我活，惊心动魄的景象，生存和死亡，繁茂与荒凉，就这样裸陈在强烈的阳光之下，向蓝色的天空发出哈姆莱特式的永恒疑问。
生生死死每时每刻都发生在我们身边，然而只有在某些时刻、某些地点、某种具体的机缘的情景下，才如此触目惊心。
所以，从一个绿洲走向另一个绿洲的旅程，就是从一个希望穿越绝望到达另一个希望的过程，也是从一种生存穿越死亡到达另一种生存的过程。
现在，我就处于这样一种过程之中。
四周都是彻骨的荒凉，只有偶尔驶过的几辆汽车扬起的烟尘，才提示我仍旧生活在有着60亿同类的这个蓝色星球上，而不是行驶在火星或者月球的荒凉表面。路极其难走，我们的这台已经走了38万公里的80岁的老爷车，哼哼唧唧，歪歪扭扭，深一脚浅一脚地一步一步往前挪，还不如一匹慢慢腾腾的骆驼。更糟的是，它已经没有力气带动空调，空调一开就熄火。外面正是骄阳似火，仿佛整个天空、戈壁都在燃烧。车窗没法开，我们的车被自己扬起的尘土笼罩着，上帝又没给我们的呼吸系统安装过滤设备，打开车窗，我们就会像鱼一样，被自己传染的水憋死。这样，我们的面包车就成了一个封闭的烤箱，而我们就成了“北京烤鸭”，身上的汗像烤出的油一样滋滋往外冒。
从哈密绿洲到吐鲁番绿洲，实际上是从吐鲁番盆地的盆沿上一直往盆底走。吐鲁番盆地是一个奇特的盆地，它位于雄峻的天山重峦之中，却下陷至海平面之下，5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居然有4万多平方公里低于海平面。最低处是艾丁湖，位于海平面以下154米。艾丁湖维吾尔语意为“月光湖”，但这里既没有水也没有月光，只有咸水蒸发后留下的坚硬而晶莹的盐壳，也许有月光的晚上，盐壳会反射出波光粼粼的月色光影？
吐鲁番盆地像一个巨大无比的凹透镜，将炽热的阳光聚集起来，在中国第一低地世界第二低地的这个地方形成了无与伦比的干热气候，最高气温达到过摄氏49.6度，地表温度达到90度。于是，人们称这里为“火洲”。
愈接近盆底，愈是奇热难耐。在四个轮子的大烤箱内，驶向盆中那烈火熊熊的以火焰命名的山，真有一种飞蛾扑火的壮烈感受。一位同来的记者说：“我知道为什么有人会从飞速行驶的火车上往下跳啦，我现在就恨不得跳下去！”另外一位记者到达宾馆，就写了篇《火浴吐鲁番》的文章。
而我此时，就想起了一本曾经读过的书，一本分析火的书。
这是一本奇特的书。小开本，不厚，装帧设计也很一般。在一排又厚又大的豪华版本中，它显得瘦小而羞怯，躲在夹缝里一点也不引人注目。然而我还是一眼就发现了它，因为它有一个非常奇特的名字。
《火的精神分析》。“火”竟然可以“精神分析”吗？“火”又如何“精神分析”呢？翻开目录，章节小标题上赫然写着：“火与敬重”、“火与遐想”、“性化的火”、“理想化的火”、“火与纯洁”等等。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本与众不同的书。
现在，我来抄录一段这本书的文字：
“若一切缓慢变化着的东西能用生命来解释的话，那一切迅速变化的东西就可用火来解释。火是超生命的。火是内在的、普遍的，它活在我们心中，活在天空中。它从物质的深处升起，像爱情一样自我奉献。它又回到物质中潜隐起来，像埋藏着的憎恨与复仇心……因此，它是一种普遍解释的原则。”
真的，没有任何一种东西可以像火这样，既是一种实体的存在，又是一种抽象的存在；既有一种改变其它物质形态的现实力量，又有一种驱除黑暗和恐惧，带来光明与希望的心理安慰作用。正是火，打开了物质世界的神奇之门，又开启了精神世界的神秘通道。可以说，它是科学与宗教的共同源头，并为他们提供着持久的动力。
火就是这样贯穿着我们，引领着我们，也规范、提升着我们，在有关我们人类的所有事物上，都打下了它的深深印记。
而被称为“火洲”的吐鲁番，它的一切，都是火所造就的。
我们先来看看吐鲁番的山吧！
吐鲁番盆地四周皆山，在吐鲁番抬头一看，便可看到闪着银光的冰山雪峰。但盆地中，却东西横亘着一条火焰山。人们以“火焰”命名这座山脉，是因为它太像火焰了，火的颜色，火的造型，火的动势，整座山整个就是一个活脱脱的火焰的雕塑，鬼斧神工，浑然天成，维妙维肖，任何人见了都会发出一声惊叹。而且像的决不仅仅是它的外形，还有它的灼人的热浪。明代陈诚的《火焰山》一诗写道：“一片青烟一片红，炎炎气焰欲烧空。春光未半深如夏，谁道西方有祝融。”这首诗已经很不错了，但唐代的岑参《火山云歌送别》一诗似乎更为精彩：“火山突兀赤亭口，火山五月火云厚，火云满山凝未开，飞鸟千里不敢来。”一口气连用了4个“火”字，肆口成章，不加雕饰，不避字重词同，将乍见火焰山瞬间强烈的灼热感受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这才是随心所欲，不为字句所缚的诗中神品。然而影响最大的却是小说家吴承恩在《西游记》中的描述：“这里有座火焰山，无春无秋，四季皆热，那火焰山有八百里火焰，四周围寸草不生。若过得山，就是铜脑壳、铁身躯，也要化成汁呢！”火焰山于是从吴承恩的笔下走进神话，与唐僧师徒4人，与牛魔王、铁扇公主一起，代代流传。
火焰山的确是大自然的神来之笔；在最恰当的地方，以最恰当的形态，成为一个最恰当的象征。我不知道究竟是吐鲁番的热造就了火焰山，还是火焰山的热造就了吐鲁番。
我们再来看看吐鲁番的水。
你在吐鲁番很少能够看到汇聚在地表的水——那些被人们称为河流、湖泊、池塘的流动的或静上的水面。因为地表过于干燥炎热，水全都转移隐藏到了地下，流淌在一种叫做“坎儿井”的地下渠里。这种坎儿井从雪山的山前戈壁开始，每隔二三十米打一眼竖井，再将竖井之间挖通，连接成地下渠道。每条坎儿井的长度均在3000米以上，有的长达几十公里，从地面望去，坎儿井是由戈壁一排连绵不绝的砾石土堆连缀而成，每个砾石堆都像一个巨大的蚁穴——对，它就是一个个巨大的蚁穴，吐鲁番人就像蚂蚁一样，用最简陋的红柳筐，铁镢头之类的工具，一点一点地挖掘，居然在荒惊的戈壁之下，挖出了上千条四通八达、密如蛛网的坎儿井，据说总长度超过了长江、黄河，与长城、大运河并称为我国古代建筑史上的三大工程。
在一个极端干旱燥热之地，生命所需之水，要以这样的艰辛劳作在地下几十米的深处摄取，的确有一种庄严的悲壮。
气候在决定着自然状态的同时，也在塑造人的生存状态。
还有吐鲁番大地上生长的植物和它的果实。
我要说是正是葡萄。这些在火焰山陡崖的沟壑中孕育而成的串状果实，实在是果中极品。吃了吐鲁番的无核白、马奶子，你会认为其他地方所有叫的葡萄的东西，都是假冒伪劣产品。
唐人李欣曾写过一首《古从军行》的诗，诗的头两句是“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交河”就是吐鲁番现在的交河故城，可见是写的吐鲁番；诗的最后两句是“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桃入汉家”，可见这仗打得与葡萄有关；汉家皇帝为了葡萄不惜派兵征战，可见吐鲁番的葡萄实在太让皇帝嘴馋了。李欣写了这首有点发牢骚的诗，估计是他既未到过吐鲁番，也没吃过吐鲁番的葡萄。你想一千多年前的唐代，既没有快速如飞机的运输工具，又无什么冷藏保鲜技术，除宫庭之外，一般人哪里能吃上来自西域的新鲜葡萄！没有吃到过吐鲁番葡萄而不知吐鲁番葡萄美味的诗人，有几句对嘴馋皇帝的怨言，也大可理解了。
吐鲁番葡萄的甘甜，当然来自太阳，它是阳光的储存和酿造，它是热能的凝聚和转化。我们可以想想糖是怎样熬制出来的，只不过吐鲁番将这一浓缩过程自然化了。我们还可以想想散落在地上、房顶上的一座座晾房，这些泥土砌成、满是洞眼、专为葡萄建筑的房子，当干热的风一次次从中无碍地穿过，便带走了葡萄的水分，留下了提纯的糖。晾房就是人类的峰房，他们在这里制造更为浓缩的甜蜜。
然而最值得看的还是两千多年前的城市标本。
两千年，对于人类来说，是一个过于巨大的数字，它大到可以抹掉一切历史记忆，使本该鲜活生动的重大事件和有血有肉的伟大人物，都随风而去，消失得无影无踪。历史于是成为一段空洞的陈述，一段抽象的记载，寥寥百字，只言片语，让后代学者拈断了胡须，也无法补续其中的缺口；愁白了头发，也无法猜出其中的奥秘。
然而，两千年对于吐鲁番的故城来说，仿佛仅仅打了个盹。一觉醒来，已有穿着牛仔裤，打着花洋伞，挎着数码像机的二十一世纪游客，在这里东张西望。
我就是众多游客中的一个。明晃晃的阳光刺得人睁不开眼，阳光打在皮肤上，有一种火烙般的灼痛。在残垣断壁中转了一会，还没从中生发出一些故作深沉的感慨，我就被头顶的太阳晒得昏头昏脑，眼光迷离恍惚，眼前的景色晃动起来，似乎进入了一个虚幻的世界。倒塌的土墙突然站立起来，散落的泥土也纷纷回归墙壁，不一会儿，一个崭新的全部以泥土筑成的巨大城市矗立在我的面前。阳光依然刺得人睁不开眼，打在皮肤上依然有一种火焰般的灼痛，走在宽阔的街道上，我四处张望：咦，怎么一个人也看不到？四周一片寂静，只有我的脚步发出巨大的回声，似乎我不是走在结实的街道上，而是走在一个空寂的山谷或者一面巨大的鼓上，我突然感到了害怕：这是什么地方？我在走向何处？要是我走不回来怎么办？我激凌打了个冷战，听见导游正在一个残破佛塔前，绘声绘色地讲述着高昌王鞠文泰的故事。
高昌实际上是一个汉城，为西汉大将李广利所建。公元前104年，汉武帝任命李广利为贰师将军，率兵远征地处费尔干纳盆地的大宛，以夺取汗血马。李广利的部队穿越罗布泊地区的广大荒漠，经吐鲁番向西进军。在到达大宛前给养便早已耗尽，沿途各国又不愿供应，李广利只好以武力夺取。就这样边打边走，到达大宛时军队又饿又累，疲惫不堪，根本没有什么战斗力，与大宛军队一战即溃，大败而归。东归敦煌时只剩下十之一二人马。汉武帝怒，命令关闭玉门关，不让李广利和他的部队入关。李广利无奈，只好带着战兵败将到吐鲁番盆地的木头沟建城屯垦，就近补充军队、武器、给养。公元前102年，李广利再次征战大宛，大胜而返。李广利率兵屯垦休养的这个地方，由于“地势高敞，人庶昌盛”，所以被叫做“高昌”。
鞠文泰是高昌王国的末代国王，那时已经到了唐代。鞠文泰是个虔诚的佛教徒，据说玄奘西天取经路过高昌时，每次讲话，鞠文泰都亲自执香炉接法师入堂，并当着300听众的面，跪在地上，请玄奘法师踏着他的背坐到法座上去。
但就是这个鞠文泰在政治上却不那么明智，依附西突厥，与强大的唐朝作对，在丝绸之路上拦截商人和使者。公元369年，唐太宗向高昌使者历数高昌与唐朝为敌的事实，这等于向高昌提出了严重警告。但鞠文泰却认为自己有高昌坚城可以依凭，又有荒漠大碛难以逾越，远在几千里之外的唐朝奈何不了自己，于是不知天高地厚地回答李世民说：“鹰飞于天，雉窜于篙，猫游于堂，鼠安于穴，各得其所，岂不活耶！”这下子把唐太宗气得够呛，唐太宗当时就说了一句：“明年，当马兵以击尔。”
鞠文泰居然十分愚蠢地不在乎：“唐国去此七千里，沙碛阔二千里，地无水草，冬风冻寒，夏风如焚。风之所吹，行人多死，常行百人不能得至，安能致大军乎？”
公元640年，唐太宗命吏部尚书候君梁为交河道行军大总管进军高昌。5月唐军到达哈密时，鞠文泰还说“尚不足忧”；然而当唐军到达碛口时，鞠文泰竟然“忧惧不知所为，发疾卒”，活活给吓死了！
鞠文泰死后，他的儿子继位。本指望西突厥能够前来救助，结果西突厥听说唐军已至，“惧而远走千里”；可汗派来的救兵叶护也“以城降”。没有办法，鞠文泰的儿子鞠智盛只好开城出降。唐太宗力排众议，下令将高昌国改为西州，并设置安西都护府，大规模地经营丝绸之路，高昌由此成为西域最大的国际商会。
站在高昌城高达十一二米、墙厚11米的城墙上，你不能不赞叹这座城的雄伟和坚固。据说，这座城是比照长安城建设的，分外城、中城、宫城三部分，外城东面有2-3座城门，曾有“玄德门”、“金福门”、“金章门”、“建阳门”、“武城门”等不同名号。而城内则街道纵横，商肆骈列。虽然我们今天断壁残垣中已很难分辨出商店的规模，不过，日本人曾在此城中发掘到一份唐天宝年间的记帐本。这个帐本显示，当时高昌城的商肆成立了各种商品“行”，包括粮食、帛练、干鲜果品、皮毛、驼马、酒酥等等，一应俱全；而且商品还分等级，如面粉，1升上等38文，中等37文，下等36文，说明这里的商业相当发达。这里的商品，既有中原名产，又有外来的进口货，如波斯骆驼、突厥马，天竺药材、香料。甚至还有当时称为“拂森狗”的哈巴狗，这种狗出自东罗马，“高六寸，长尺余，性甚慧，能曳马衔烛”，可见南昌是一个多么繁华的所在。据记录，唐朝时通过吐鲁番各地的商税收入，可以供应整个西域地区军资、行政用费的需要。
著名学者德·克林凯特从文化上指出了吐鲁番的国际性，他说：“几乎没有哪个绿洲，在文化面貌上像吐鲁番这样丰富多彩，它位于一条东西大道和一条南北大道的交汇点上，很特殊地成为东西方许多不同文化的相会地点。吐鲁番好像一块海绵，它从各个方面吸收精神内容和文字形式，而并不一定把他们统一化、规范化。引人注目的是，这个绿洲的传统多么富于国际性！”
有人称吐鲁番文化是一种“十字路口文化”，我不赞同这种说法。吐鲁番位于十字路口，西来东往着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物品，各种各样的文化，但这些并不仅仅在这里穿过、陈列，它们还在这里驻留、融合。吐鲁番是一个巨大的火盆，所有的东西来到这里，都会在它的的热能中被融化、吸收、转化，形成一种属于这个火洲自己的文明。
就像高昌，它是一座汉族人建的城，两千年来却容纳了众多的民族，众多的文化。高昌现在已是城虚人空，我们已经无法确知这座混血的城当年居民的生活境况，但高昌城外的公共墓地，却为我们保留了丰富的历史档案，人们把这个名叫“阿斯塔那”的基地称作“地下历史博物馆”。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掘墓葬456座，墓主人以汗人为主，但也有不少车师、突厥、匈奴、高车以及昭武九姓等民族，正说明这座城是多民族聚居之地。
我们同样要感谢吐鲁番的酷热干燥，为我们在阿斯塔那保存了那么多的纸质文书。正像敦煌宝藏发现而建立了博大精深的敦煌学一样，吐鲁番也因阿斯塔那地下文书的发现，形成了吐鲁番学。敦煌和吐鲁番同在丝绸之路，并且毗邻相连，在文化上一脉相承，多有渊源，所以现在人们将吐鲁番学与敦煌学并称，成立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研究学会。
考古学者和历史学家做梦都想得到的东西，在这里都有。它不是统治者的御用史官以粉饰之笔写成的所谓“历史”，它就是现实的直接呈示，历史的具体复活。它们都是世俗的文书，租佃、雇佣、买卖、借贷的契约，户籍、手实、计帐、定户等帐，受田帐、欠田帐、退田帐，差科薄等籍帐，审理案件的辩辞和录案，授官授勋告示，收发文薄、收支帐历、行旅的过所和公验、符贴碟状等官府文书，以及历书、药方、经籍、私人信札、随葬衣物疏等。在这些世俗文书中，流淌着栩栩如生的鲜活生活。比如，其中有那位大名将的边塞诗人岑参的一笔马料帐，上面写着：“岑判官马柒匹，共食青麦三斗五升，付健儿陈金。”我们平常只是沉醉于诗人那些光彩夺目的伟大诗篇，实际上，没有这里记载的7匹马，没有这7匹马所食青草，这位岑大诗人走不到西域，也就写不出那些雄奇的诗篇。
再伟大的东西，也要根植在平凡、质朴、实在的物质之上。生活就是如此，现实就是如此，历史也应如此。我们就从这世俗的一角，掀开了历史神奇眩目的表面，触摸到了潜在下的历史实质。
在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中，还发现了奇妙的伏羲女娲图。伏羲女娲是我国古代传说中的人类始祖，伏羲教导人们从事农牧、渔业生产，女娲则教导人们婚姻嫁娶人伦理法。图中的伏羲、女娲都是人首蛇身，伏羲在左，左手执矩；女娲在右，右手执规。专家们说，他们手中的规、矩既是生产工具，又象征着社会秩序。伏羲女娲蛇尾缠绕在一起，可能暗喻交合生殖；头上绘日，尾间绘月，周围绘满星辰，似乎表达一种空阔浩渺的宇宙图景。
这的确是一幅构图奇特，寓意深奥，具有浓重神秘色彩的国画。这幅彩色图画一发表，立即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人们发现，这幅画竟然与生物的基本遗传物质——脱氧核糖核酸分子的结构非常相似。以化生万物为名，198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杂志《国际社会科学》，将《伏羲女娲图》作为首页插图刊出。
阿斯塔那古墓群位于一片寸草不生的青色隔壁上，戈壁上稍有隆起处，便是一座古墓。沿着考古工作者挖开的甬道，一步步走进墓室，就像沿着时光的隧道走向历史深处，一股阴森森的凉气扑面而来，灿烂的阳光不见了，墓室中只有一盏昏暗的白炽灯泡在睡眼惺忪地发着红光。墓室里的壁画影影绰绰，斑斑驳驳。其他人都已出去了，只有我一个人站在墓室里遥想墓主人生前的音容。墓室里太静了，我似乎听到了自己心“咚咚”的跳动声；墓室里阴气又太重了，一股寒意从脚底升起，弥漫全身，沁人骨髓。我赶紧转身走出墓室，又回到蓝色的天空和明亮的阳光下，让烫人的热风劲吹我的胸臆。
后来我就看到一位妇女的词藻华丽的墓志铭。这是一位贾姓妇女，死于1333年前：
“上天所赋予她的生命是有限的，因为正如白驹过隙一样不会拖延，正如闪电一样不能驻留。岁月也到了它的来端，生命也消耗净尽。翡翠树干枯了，她永远离开了这些时日，永远冲破了这人间的苦难之网。”
站在阿斯塔那一座接一座突起在戈壁上的古墓地上，我对这篇墓志铭沉吟再三，回味良久。
2000年8月18日，新疆吐鲁番市吐鲁番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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